李珮玲的部落格

　　這本書所收集的論文，都是筆者擔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期間，所撰寫的學術研討會之主題演講稿、研討會綜合討論的引言稿以及會議論文編輯成專書或期刊專號時另寫的導論。而且，多半是與人類學相關的其他學科對話，因而特別凸顯在特定問題上的「人類學」觀點。故將此書命名為《人類學的視野》。

　　這裡所說的人類學視野，主要來自筆者長期從事人類學研究與教學工作所累積的個人看法，涉及下列幾個特點：第一，強調由被研究者主觀的文化立場出發的觀點。但這種文化的主觀觀點，不見得只限於做為當事者的當地人所意識到的層面，更可以是較深層的潛意識或文化邏輯層次的解釋。第二，強調整體性的觀點。但這並不只意味著面面俱到的多元觀點，更涉及了各層面間在重要性上有不平等的關係，因而關注其間的內在衝突與不一致性。第三，是一種從全人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探討的比較觀點。雖然人類學的研究經常侷限於特定時空範圍的小規模研究，但其研究成果是被置於全人類社會文化的脈絡中來定位，其意義往往是超越時空的。而且，研究者背後的全人類社會文化知識越豐富，藉由比較觀點所凸顯出的社會文化特性也就越清楚，其意義也就越深遠。第四，是一種批判性的反思，卻又是開拓性、創造性的挑戰觀點。人類學追求文化獨特性的目的，不僅在於批判反思既有的一般性理論或自己的文化、乃至自己，更是在尋求新的立場與觀點，自然有其開拓性與創造性。事實上，人類學的研究所凸顯的特殊性，往往隱含人本身創造性潛力的極限。而上述這四個特點，在不同程度上，均表現於本書的論文中。自然，主題與對話對象的不同更會影響這四個特點被呈現的程度與方式。

　　在十二篇論文中，第一篇〈社群研究的文化思考〉及最後一篇〈想像中的台灣史〉，最能凸顯上述四個特色。雖然，這兩篇論文的性質及對話對象非常不同：前者是筆者第一次完全不用自己熟悉的布農族民族誌，而採用了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區及不同性質社會的民族誌材料，討論人類學非常基本的有關研究單位的問題。但後者卻是以自身已有的研究成果與經驗，來設想人類學家所期望的台灣史研究為何？這當然是種理想而不一定能落實於實際研究成果，但得以充分凸顯了上述四個特點的人類學視野。文章雖非常短，卻最能呈現筆者目前的思考，也是此書中，個人最喜歡的一篇。

　　至於二至五篇，主要是由人類學的核心關懷，思索「歷史人類學」領域的獨特性與發展可能，並在此基礎上與國內歷史學者對話，討論有關「歷史的性質」、「什麼是歷史」，以及不同學科領域之結合問題。為了激發進一步的討論，在論述及書寫上，有意凸顯人類學與國內歷史學觀點的不同。也因為既有研究的限制以及筆者的專長並不在歷史學，因此，尚未能以國內具體的研究案例，來整合歷史學獨具的視野（亦即第四篇所論及的「史識」）與人類學的觀點，自然在觀點上也難有開創性的突破。雖然如此，這幾篇論文已足以呈現當代人類學歷史化的趨勢及文化概念歷史化的可能性，更觸及了歷史過程中歷史能動性（historical agency）的問題。同樣地，六、七兩篇是學術雜誌專號的導論，目的是整合專號中各篇文章而提出更大的圖像，受限於既有的文章和主題，因而也較難有效而完整地呈現上述人類學的觀點。但也正因貼切於目前實際研究的狀況，反而最能產生直接影響而達到提昇學術水準的目的。

　　至於八至十一篇，完全是預期之外的產物；至少其成果所蘊含的批判性與開創性，是完成這些論文之前不曾想到的。這幾篇論文不僅質疑了「邊陲社會」、「區域研究」、「農村社會」或「農村與都市二分」等概念在當代台灣研究上的適當性，更積極提出「文化再創造」、「兩地社會」、乃至「區域性新地方社會」等更具發展性的課題與概念。雖然，這些新的課題與概念，還待未來的研究成果來證明，但它已涉及當代台灣正在成形的新地方社會。對其性質之理解與掌握，不僅具有結合知識理論與社會實踐的意義，也涉及台灣社會在歷史發展過程所呈現多文化、多族群以及多種政經力量結合的文化特色，更涉及文化概念與理論一直未能處理的人的創造性基礎之問題。因此，這幾篇論文也為筆者自己未來的研究開創新的方向與空間更注入了新的精神與視野。事實上，這成果也說明學術行政工作對於學術研究不完全只是負面的干擾或掣肘。如果能堅持學術研究優先，便有可能因為職務上的關係，導致當事人被迫去面對更寬廣而多元的現象與問題，尋求更具開創性的課題與觀念來安置，進而可能發展出新的研究方向與成果。

　　最後，由於擔任所長職務期間，時間經常被分割而難以從事長期而深入的田野調查及細緻的分析工作，往往只能進行大範圍但較短暫的綜合性調查與研究。即使如此，在行政工作繁忙之際，仍能繼續學術研究、乃至開拓新領域，必須感謝民族所研究同仁及行政人員的協助與支持。其中，特別謝謝黃宣衛、陳文德、林開世、鄭依憶、王薇綺、葉淑綾、黃麗珍、劉孟怡、黃郁茜等人，以及內子鄭美能。沒有他（她）們的信任與協助，就不可能有這本書的產生。